离婚兵法36计：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

案子要判离了，但财产却不能清楚了解，怎么办？

【原文】

虚者虚之，疑中生疑；刚柔之际，奇而复奇。

【释义】

空虚的就让它空虚，使他在疑惑中更加产生疑惑。是说敌我交会，相战，运用此计可产生奇妙而又奇特的功效。

【人生百味】

家底几何？

——苦无证据智使“空城计” 提交文书最终露马脚

之所以很多当事人最终不能达成离婚协议，并不完全是出于感情上的留恋，而是对于财产分割很难达成一致意见。而财产分割之所以观点分歧较大的原因，有的是因为对于财产分割的比例不能达成一致，比如说，是“四六”开，还是“五五”开；有的是因为对共同财产的范围观点不一，比如说，家里到底是一共有价值100万元的共同财产，还是120万元的共同财产？

因此，离婚财产分割当事人双方产生的分歧有两种可能；即财产分割的方法、比例，以及财产的范围、大小。实践中，有很多当事人为使配偶少分财产，往往会采取转移、隐藏的手段。有的准备充分、手法高明，另外一方往往很难寻找线索或找到破绽，需要当事人采用计策智谋来取得突破。2007年，我代理的一起案件，就是采用了“空城计”，最终起到了较好的结果。

刘慧（化名）已经是第二次接到法院的传票了。2005年11月，刘慧的先生张益（化名）已经在杨浦法院起诉过刘慧一回了，要求法院解除婚姻关系。刘慧当时不同意离婚，法院没有判离。这一次，刘慧知道，法院判离的可能性很大，对此，刘慧早有心理准备。而让刘慧焦虑的不是法院最终是否判离，而是自己对张益的财产情况不清楚。

张益虽然户籍在上海，但因为毕业后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，3年前被委派到深圳分公司做财务经理，因此，经常居住地并不在上海。由于不在同城工作，刘慧对张益的收入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了解，只知道张益的收入不菲。张益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美国上市公司，张益又在深圳分公司做财务经理，是高级管理人员，年薪应该不低。但是，1年前在法庭上，张益向法院提交了一张月收入8000元的公司工资发放证明。按法官的话说，如果刘慧认为公司证明内容有误、实际发放数额要远远高于证明数额的话，应该向法院举出新的证据。可是，张益工作的公司远在深圳，总公司又远在美国，如何能调取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呢？对于月工资收入8000元的证明，刘慧知道，那肯定不是真实的。张益的年收入肯定在百万以上，从张益的朋友、甚至张益的母亲那里，刘慧都曾不止一次地听他们说起。马上面临第二次诉讼了，刘慧自己也看了很多书籍，知道这一次判离的可能性较大。案子要判离了，但财产却不能清楚了解，该怎么办呢？

······

通过朋友的介绍，刘慧找到了我们，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工作，想办法能查找到关于张益财产的线索，以保证自己的权益。

“你觉得张益的主要财产形式是什么呢？”我问刘慧。

“他个人非常热衷于工作，不太有别的爱好，也不炒股，不做其他生意。我估计，他可能会有公司的股权，分红，可能是他最大的财产来源。”刘慧说。

“可是，我们查了一下张益所在公司的工商登记，这个公司并不是一家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，并不是分公司，而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全额出资方是美国的一家W公司，拥有100%的股权，张益从法律上在该公司并没有拥有股权。”经过对张益所在公司的工商调查，我们把调查的结果与刘慧进行交流。

“这就奇怪了，张益不止一次地对父母和朋友炫耀说他每年有上百万元的收入，难道只是虚荣心在作怪？另外，他平时花钱也不吝啬，出手也比较大方，对朋友也非常仗义，如果只有8000块的收入，不足以支撑他日常的开销啊？”刘慧很是不解。

刘慧问：“会不会是张益拥有公司内部股，每年有内部股的分红呢？”

“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，”我安慰刘慧说道，“您先别急，我们再调查一下，会尽快把结果再向您反馈的。”
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张益所在的N公司与美国母公司W公司的关系日趋浅析和明确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N公司的前身是国内某知名的网络公司，2005年，被W公司以2500万美元并购，W公司成为N公司的全资母公司，而原先N公司的股东已退出股东会和管理层，让位于W公司。W公司从总部派遣了几名高管来接替N公司的高管。而唯一没有被替换的，就是张益，他在公司一直做了3年的财务经理，对公司财务非常了解，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，他并没有退出N公司的管理层，而是继续担任着公司财务经理的职务。

我们又找到了W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年报，试图找到在并购N公司时，公司的相关报告。果然，对于2500万美元的投资，年报里有较为详细的描述，主要是描述了W公司的收购计划，其中提及了用于收购N公司而给该公司高管兑现期权的300万美元的一个具体数额，但是，对于该笔钱款的具体分派，公司年报并无具体涉及。

根据经验，我推测，刘慧之所以感觉张益的收入远远高于8000元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张益作为公司的高级财务经理，可能在N公司被并购之前，拥有一定的期权股份。而W公司在并购N公司时，对N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期权股份的购买，也应该有一定的预算，可能就是计划书中的300万美元。但是，由于N公司在被并购之前高管有多人，根据不同的职务及管理贡献，可能每个人的具体份额不同。因此，对于张益具体有多少公司股权，目前我们不得而知，应该能从W公司和N公司收购协议的具体细节条款中才能知道。但是，这些材料和信息并未在W公司公告上写明，而N公司现在仍是有限公司性质，不用对外进行年度公告。如何才能知道具体细节情况呢？

······

我把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推测与刘慧交流时，刘慧非常同意我的猜测。同时，刘慧提出：“为什么不可以申请法院到深圳N公司调查，关于张益是否拥有股权或期权？如果法院肯去，事情不就一下子清楚了么？”

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”我提醒刘慧，“首先，是法院是否会同意调查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益拥有股权，仅是凭着W公司的年报和猜测，对于我们提出的申请，法院完全可以决定不予批准。如果我是法官，我会同时建议你什么时候有证据了，你再什么时候另行起诉，这样，对法官来说最保险。”

“还有别的原因么？”刘慧很着急。

“其次，就算法官去了，也很可能调查不到什么结果。我们从工商局的档案中已查到，N公司是W公司100%持股，如果真有内部股或期权，N公司不会也没有必要向法院透露，W公司是上市公司，N公司却不是，N公司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公开自己内部管理的东西。另外，张益在N公司做财务经理，即使W公司并购N公司后仍然安座财务CEO，可见与W公司大股东之间关系浓厚，完全有能力让公司做出一个在N公司没有任何股权的证明。有了这个证明做挡箭牌，我们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，法院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判案了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么？”刘慧很着急。

我说，“您先别急，我再考虑一下。”

刘慧走后，我和我的团队再次认真分析了案情，又对张益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，决定在法庭上唱一出“空城计”，以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。

······

2007年4月3日，此案在上海市某法院开庭审理。开庭前，我们将案卷材料进行了分类和整理，足足装了两个拉杆箱。开庭时，我们一反常态，并没有反对离婚，而是干脆利落地同意离婚，但要求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，并明确要求分割张益名下的W公司的股票期权。

听到我们的答辩意见，我注意到张益非常意外，他很紧张地注意我们的每一句话，并很认真地观察我们每一次举证。

在张益的律师作为原告举证后，我们开始举证。我们首先向法院和原告递交了证据目录，一共有22项。我从张益在N公司就职、任财务经理的股东会决定书开始举起，一份份，不慌不忙地按证据目录的顺序举证。在我们证据的第19项，证据目录写明的是美国某律师事务所公证、并经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认证的公证书，证明目的上明确写道：“证明张益拥有股权”。从我举第2份证据开始，刘慧就开始显得身体不舒服，皱着眉头坐在被告席上。等我举到第17项时，刘慧似乎再也忍不住了，突然要求中断审理，要求去医院救治。法官也早看出了刘慧痛苦的样子，宣布休庭，开庭时间另行制定。

休庭期间，张益的母亲曾打电话给刘慧要求一起谈谈，刘慧拒绝了。张益的母亲提出的调解方案也被刘慧一口拒绝。20天后，法院通知我们，张益又有新的证据提交法庭，要我们去取新证据，并准备质证。

不出所料，张益新提交的证据，是一份信托协议书，已经过公证和认证，并且，公证、认证的时间是在两个月前。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证据。在这份信托书里，张益作为信托人，将自己在W公司15万股面值60万美元的期权股权，信托给了某基金组织，以此证明自己不再是股权的持有人，这些股权不再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拿到这份证据，我和刘慧都会心地笑了。

很快，第二次开庭开始了。因为上次举证没有完成，此次继续由我们举证。当要举第19项证据时，我们表示：“由于原告已向法院举证证明其曾拥有15万股W公司股权，因此，我们第19~22项证据不再向法院提交。”虽然法官再三建议提交，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提交。

理所应当，法庭辩论的焦点，不在于原告是否有期权，而在于原告信托的15万股股权是否应该作为共同财产分割。当然，最终双方在法庭的调解下达成协议，原告自愿向被告支付100万元现金，杨树浦路上的价值150万元的房产归被告刘慧一个人所有，此案调解解决。

沪家品读

空城计的关键，在于对当事人心态的把握。主旨在于，利用对方多疑、困惑的心理，利用我方安排和布置的假象去迷惑和麻痹对方，使对方做出错误、不客观但对我方有利的判断，以求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。

本案中，经过对张益的性格分析，张益是一个处事小心慎微、同时疑心很重的人。我们虽然没有张益直接拥有股权的证据，但却拥有W公司并购N公司的计划书以及对N公司高管期权收购的计划等一系列文件材料。为使张益误以为我们掌握了直接证明其拥有股权的证据，我们特意做了以下几点准备——

（1）将证据材料多多整理，足有两个手提拉杆箱之多，以显示我们证据“充分”。

（2）一反常态，从开庭前的“不同意离婚”，到干脆利落的同意离婚，但明确要求分割共同财产，以显示我们有实力直奔主题的信心。

（3）列出证据目录，并交给张益，明将我们直接掌握其拥有股权的美国律师提供的“证据”列在第19项。让张益认为我们肯定已经取得了其持有股权的证据。

（4）在刚开始举证之时，甚至在举证之前，刘慧就“佯装”身体不适，到举到第17项时，要求去医院救治，中止举证。但所谓第19项的“公证书”的蜡封印记却似乎隐约可见。

（5）庭后，对于张益母亲的适当给付一些“补偿”的“好心”不予理睬，态度强硬，似乎我方胜券在握。

（6）我们一系列的态势使得多疑又谨小慎微的张益，确信我方已掌握了其拥有W公司股权的证据。为防止和避免股权得到分割，其将已准备好的“第二套方案”、即所谓的“信托合同”推出水面，这样，其持有股权的事实自然不言而喻、水落石出。

在确定张益拥有股权的前提下，能否直接分割以及分割比例当然可以通过调解解决。如果张益不拿出这份“信托合同”，我方直接证明其持有股权的证据就不充分，自然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，刘慧就一分钱也拿不到。而张益被我方的“空城计”蒙骗，拿出信托合同，使得其拥有股权已是不争事实。而最终100万元现金加一套房产的调解方案，最终也使得刘慧十分满意。双方各取所需，各得其所，此案得以了解。

（撰文/贾明军）